商鞅

在一个以历史悠久自矜的国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志士仁人不惜抛头洒血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卷“汗青”，让你前见古人，后追来者，你有限的生命将超越悠悠岁月而绵绵无尽，你的悲枪与豪情在千百年后犹有知音为之拍案而起。 商鞅，一个看似恍如飘蓬的“汗青”过客，二千年来其张力穿透厚重的历史烟云，让今天的我们仿佛能触摸到的仅是那条汉子砰砰跳动的脉膊。而不是„„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配得上这一句话的，商鞅应该算一个吧！ 商鞅不见容于同僚，不见谅于百姓，却仍有以生命祭变法的冲动与自觉，是不是也缘于对“汗青”与后人的期待？人生之末，被新王以“谋逆”之罪判“车裂”酷刑，复又遭到百姓愤怒的乱箭射杀，商鞅之人虽死，商鞅之法永存！ 历史进步的同时，必然要付出人性与道德的代价？百姓的评判是不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法制精神在古老的中国是随商鞅而逝，还是真的永存了呢„„

有人把商鞅比作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心中一动。商鞅是一个自觉的变法者和牺牲者，他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一点上说，他与普罗米修斯确有精神上的默契。但是，何以商鞅在中国并没有像普罗米修斯在西方那样家喻户晓，为人们所认同？相反，中国的史家对他的评价还相当苛刻。如司马迁，能够为当时人们不耻的“游侠”、“货殖”立传，却对商鞅独多刻薄之评。

历史的偏狭其实也不独是对商鞅，也包括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一族。自先秦以降，特别是汉武帝高张独尊儒术大旗之后，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便后继无人。 且看商鞅的政治主张：“人性乃法所固，非情所致”，这与人们从开蒙时便须牢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共识完全相悖；他主张治理国家应“九分刑罚，一分赏赐”、“一人犯法，九家连座”，这又与孔夫子“仁者，爱人”的温情脉脉背道而驰；他标新立异，锐意改革，“反古者未必错，循礼者未必成”，更向言必称周礼的传统宣战„„

两千多年来，应该悲哀的是商鞅？还是我们古老的民族？

更触目惊心之处还在于，商鞅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上下五千年、特别是近两千年来的中国，几乎就不曾有过合适的生存土壤。太子太傅公子虔一开始就告诫商鞅：你“锋芒毕露”啦！其后，赵良在避祸远引之前，也痛心于商鞅“虽有治国之法，却少处世之道”。

商鞅孤高自许，率性而“绝情”，从不左顾右盼，不为自己留任何余地，为变法大业而舍小我私恩，身为高官却坐视母亲为奴，忍使意中人琵琶别抱，弃幼年旧交，舍变法新知，剐去官场同道之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变法虽成，他自己却众叛亲离，人人欲杀之而后快。

这样一个血性充沛、“无私无情”的男儿，在中华民族泱泱人物长廊之中是不是十分罕见？他被史家和后人抛弃是不是就成了理所当然？ 商鞅被五马分尸、诛灭九族，他不可能像孔孟一样多少多少代孙地一直传承至今，安享祭祀香火。然而商鞅精神所呼唤的理解与宽容，开拓与变革，两千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宿求。

商鞅是有局限的，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有局限的，任何改革也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一个真正大气的民族，就要能够宽容局限，勇于牺牲，善于吸纳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卓越才情和贡献，方能够把历史推动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