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内幕

来源： 许小杰的日志

结下仇怨

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幼年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中国同盟会作为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宣告成立。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结果与孙中山产生了误会。但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目标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只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悉心转谋浙江都督一职。其时，在革命党内许多人并不信服陈其美，大家有意陶成章主事浙江。但无意浙江都督一职的陶成章，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此后，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为虎作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1908年春，蒋介石东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惊天血案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蒋介石的脸上和脖子里，他睁开眼，却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

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

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拉开门，然后随着一声枪响凄然倒地。

不了了之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其次，至于“打死陶成章以后，主席并不掩饰这件事，反而向党中表明心迹，自承其罪”，那么还会有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还会有浙江都督府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会有护军都督陈其美悬赏一千元捉拿凶手吗？而是可以根据证人指正，直接悬赏缉拿蒋介石就完了。事实证明，蒋介石刺陶后，逃亡日本，在日本经陈其美引见，首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如果真的“自承其罪”，那可是就等于告诉世人国民党搞暗杀，包庇凶手，帮助其逃脱啊，《蒋主席》本想神话领袖，可侧面却在毁国民党形象，原来民国初期的国民党是这个样子的党啊，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另外，从《蒋主席》一书中对陶成章的用词，也是极尽污蔑之词，诸如“匿居、辞责、恬不知耻”等，都是贬陶褒蒋，形成鲜明的敌我对立，地位反差。从中可以看出，这本出版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1945年10月）《蒋主席》政治色彩远远浓于历史事实。1945年是蒋介石的人生达到巅峰，是最辉煌的时候。笔者认为，此书的正是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符合蒋介石希望进一步增加人民对其个人崇拜的狂热需求而出版的。对于这样一本政治色彩浓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无限的夸大领袖功绩，放大领袖形象，违背历史著作标准的传记，其中史料价值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李敖先生认为可信的证据（《蒋主席》一书所述）恰恰是其不可信的证据。所以由此笔者认为，刺杀陶成章是蒋介石一人所为的可信度不高。

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先生在其所著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写道：“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竹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⑤。 由此可见杨先生认为刺陶是蒋王二人共同所为。另外，笔者认为最具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应该是在刺陶案后，舆论媒体是如何进行报道的，也就是上海的报纸是如何报道这一震撼性新闻的。《上海民立报》于1912年1月15日，刊出这样一则标题为《陶先生死不瞑目》的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恭尤可钦佩。讵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⑥。

笔者认为《上海民立报》的报道时间距案发时间相近，能够以最快的时间作出报道，同时也可以基于目击证的描述，及现场遗留情况进行报道，可信度相对高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史料来参考。

另外，那篇被李敖先生评论的体无完肤的，由陈鼓应先生所著的的《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文章，笔者认为也是可信的。陈先生经过考证对刺陶案是这样下结论的：“但行刺时蒋介石之为主凶（王竹卿为助凶），则无可质疑”⑦。

关于陶成章被刺杀一案，除了新闻界的报道，民国名人如马叙伦、黄炎培以及张篁溪等人都做了较为具体记述，其中张篁溪的记述与《上海民立报》基本相符

陶成章（1878－1912），生于1878年1月24日(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汉族，字焕卿，号陶耳山人。曾用名汉思、起东、志革、巽言，绍兴会稽陶堰西上塘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丵主主义革丵命的倡导者、革丵命家，是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丵命的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成章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丵命活动，破衣敝屣奔走革丵命，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丵命志士。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达杭州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民国创立后，他曾推辞接任浙督，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由此，亦招致与之结怨、欲插手浙江的陈其美的嫉恨，决意铲除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民国元年）凌晨二时许，陶成章（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其死地而后快）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枪弹从左颊入脑，年仅35岁。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杀革丵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丵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丵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来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之地法租界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丵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时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丵命来说，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丵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好家伙，暗杀前不仅不收敛行迹，还大吹大擂到处宣传，更狠的是，跑到了老陶隔壁病友那里吹牛皮，真不知老蒋那时候的胆子是不是比他人都大。

至于暗杀的过程，当时资料也有记载，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丵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就在陶成章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不放弃武装起事的主张，你说你起事就起事吧，同盟会也乐意联络会党搞起事，可老陶伸手要钱。没有？可以，让我用同盟会名义在南洋筹款。

这下子孙中山为难了，要知道1907年那阵子，未来的孙大总统连续操持了六次起义，谁都知道起义最烧钱，六次起义已经很节省的，也烧了二十多万，孙大总统真的拿不出钱了。可老陶拿不到钱，不单领着原先光复会的人马另立山头，还在南洋华人中宣传，说这些人捐款的经费被孙中山吃了喝了，这下子，陶成章与孙中山对立起来。

还没完。

上文提到，辛亥革丵命后，江浙沪三地光复，实实在在是光复会出了大力气，可到最后，陈其美占了沪军都督不说，还要谋求浙江都督，这些老陶不干了，与陈其美几乎翻脸。

这还不算，当孙中山归国前，曾传言他携带巨款和兵舰来赞助革丵命，谁想到他老人家没带一分钱回来，陶成章陶大哥立即翻脸，不仅指责孙中山是“窃取”总统大位，还翻出当年南洋筹款的老账，一时间前线炮声隆隆，南京上海的报纸上也是硝烟弥漫。

可以想见，像陶成章这样既与青皮混混陈其美对立，又与受人拥戴的孙中山顶牛的人物，蒋介石作为陈其美的盟弟，出手暗杀了陶成章也就不足为奇，多年之后，他本人也在《中正自述事略》中承认：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英士就是陈其美，虽然蒋介石百般摘清陈其美的关系，可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陶成章的死直接受益人就是陈其美和孙中山。果不其然，事后不久，蒋介石就被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开始步入同盟会（国丵民党）高层，

看起来，陶成章算是成了蒋介石的投名状。

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革丵命不辞劳苦，从未贪图安逸享乐，几过家门而不归。他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丵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丵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陈其美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丵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始末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1912年1 月14日凌晨两点，上海广慈医院突然来了两个穿西装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墙、上楼，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当日陶成章逝世。

1 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笔赴东瀛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 1878年1 月24日生，父亲陶正，漆工，兼营砖灰业，有八、九亩土地，日子过得很拮据。陶成章15岁时，即在故乡的陶氏义学执教。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陶成章迫于父命，也曾钻研斯道，但无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惨败，陶成章因此萌发了“投笔从戎”的念头。自此，这个年轻人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义和团运动中，陶成章离乡北上，游历奉天、蒙古等地，并到北京，计划刺杀西太后，因无从下手作罢。南返时，道经徐州，因缺乏旅费，

步行七昼夜几乎饿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当时知识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学热，东渡日本，初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次年4月，因为沙俄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不久，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了支持这个新生的爱国团体，陶成章曾捐款相助。 1904年1 月，与魏兰相偕回国，暂寓杭州，时当夏历年底。魏兰对陶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于是，二人遍历浙东桐庐、云和、温州等，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秘密会党组织。许寿裳回忆说：“陶成章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即指这一段经历。5月，在杭州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上卷。叙述夏以前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点，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绵绵翼翼，继继绳绳，光曙东亚大陆者，已数千年于兹矣”。这一年秋，黄兴拟在长沙起事，陶成章与蔡元培在上海计议响应，准备袭取金华、衢州、严州等地，然后率兵入皖，一路进攻南京，一路进攻江西。为此，陶成章与魏兰在嘉兴、杭州、兰溪、金华等地积极作了布置。但是，长沙方面始终没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听到，长沙起义计划已经失败。这样，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华，布置隐蔽。

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有一个名为“暗杀团”的组织，它由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目的在于暗杀满族权贵。蔡元培觉得这一目的过于狭隘，因此，便与有关人士计议，定名为光复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除暗杀外，也准备组织暴动。由于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会党广有联系，便劝他加入光复会。自此，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时候，学习过催眠术。1905年再赴日本，继续研究。同年夏归国，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并且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后来鲁迅先生曾回忆说：“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这年冬天，陶成章与龚宝铨、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以体育专修科的名义招纳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准备起义。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义方式有两种：一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发动；一为袭取重镇，即攻夺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要地。 1906年初，陶成章与徐锡麟萌生了“捐官学陆军”的念头。他们得到绍兴商人许仲清的赞助，通过徐锡麟姻亲、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别捐得了道员、知府等头衔。这样，便由官方备文，公派赴日学习军事。不料，徐锡麟是高度近视眼，陶成章身体也不合格，军事仍然学不成，二人怏怏返国。陶成章联络东南革命党人，自称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闽、下闽为十军。 10月，陶成章与龚主铨、苏曼殊在杭州暂住，谣传他们将于29日进攻省城，清吏向巡抚衙门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抚张曾扬担心拿不到证据，逮捕后会引起公愤，没有同意。11月，陶成章离杭，再赴日本。

1907年1 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会。不久归国，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他打

算率领勇士数十人潜入南京，破坏军政机关，乘机发动军队起义，但不幸消息泄漏，无法进行，只得又一次东渡日本。

同盟光复两相对垒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会的矛盾漩祸。

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体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很活跃阶段，并且建立了政党组织——社会党。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 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日本社会党的软、硬两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组织亚洲和亲会。陶成章和张继、刘师培以及日本社会党人山川均、大杉荣等参加了这一组织。与此同时，张继、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倒孙风潮”，要求改组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6月，张继、刘师培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该会提倡在中国进行“无政府革命”，发刊《无义报》，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认为孙中山作事“武断”，对张继等人的倒孙活动表示支持，参加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并在会上作过讲演。这一时期，他和张继关系密切。

10月25日，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召开政闻社大会，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陶成章曾和张继、平刚等人前去冲击会场，打得粱启超等人狼狈奔逃。1908年1月，张继因和幸德秋水派关系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国，所遗《民报》编辑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该报发表广告称，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选录明末钱谦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遗文为《桑澥遗征》，在该刊发表。

当时，“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受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暗杀和总同盟罢工。陶成章与他们不同，仍然主张武装起义。1908年春，曾赴青岛一行，计划仿大通学堂办法在该地创办震旦公学。其后，又偕张恭回国，在杭州召开大会，联络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组织革命协会。该会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其章程称：“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章程设想革命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章程主张“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富豪的阶级”。但是，东南会党复杂，各方意见不一，革命协会终于未能组织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倒孙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使他对同盟总部十分失望。自此，孙中山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同时，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08年

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形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渐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费和编辑人员的伙食费，章太炎有时只能啃几块麦饼。在此期间，章太炎曾多次呼吁南洋方面接济，但前后只收到过三百元资助，这当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资本家，不会有多大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但东京也并无丰厚财源， 1908年9月，陶成章决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簿款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信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

“南洋经济恐慌”确非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

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二十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 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称，“党中财政日困”，所言应是事实。

在南洋活动初期，陶成章还和孙中山保持着合作关系，他曾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规平实》、《再规平实》等文，参加和保皇党人的论战。但是，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已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这段文字突出地夸张了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稍后，陶成章即积极联络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会章、盟书，雕刻图印等物，计划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祥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909年1 月，陶成章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称：“陶

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与人书中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信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这以后，陶成章去到爪哇，开始建立光复会组织，不久各地分会陆续建立。这样，南洋就有了两个并行的各成系统的组织，一个是同盟会南洋支部，一个是自称附属于同盟会总部的光复会。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树旗活动，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 1907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岐，这一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在树旗活动后不久，陶成章又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还在1909年5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槟港，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同时提出九条要求，其主要者为：1.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2.废除南洋支部，各分会一律直属东京总会；3.再开《民报》机关。《罪状》并诬称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建屋，用款不足，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

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不实之词。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有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与人书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其后，便由陈戚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陶成章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筹备复刊。因为对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他说：“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与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到东京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信，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必须

另行组织机关”。他又积极动员章太炎，对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由于基本群众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这样，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就由意见分歧发展为公开分裂了。

蒋介石广慈刺焕卿

陶成章和同盟会的矛盾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有了缓和，但随即又重新加剧。

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1911年，黄兴电邀李樊和等参加筹备，计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起义。李燮和出席了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努力动员华侨捐款，胡国梁、柳聘农等并赶到香港，向起义指挥机关报到。陶成章应李燮和等电召，也到达香港。这样，长期分裂的两会关系就出现了转机。但是，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久。广州起义失败后，身兼光复、同盟两会会籍的革命家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却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 1911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发刊《锐进学报》，作为秘密联络机关。

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

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开会，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

陶成章虽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合作。11 月3日，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 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回国。两天后，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被推力总参议。当时，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 11月9日，陶护送前浙江巡抚增韫到上海，并为之买好船票，命其于10日返回东北。 13日，《民立报》上刊出一条消息，声称“增韫允浙军政府，筹赠经费二十万”，并称增与其母女“确已押送赴沪交纳”。陶成章认为这条消息意在影射，于11月27日刊登广告，表示对此“置之不理”。《广告》并称：“杭城谣言叠出，对于仆咸有猜疑，甚有谓仆挟有南洋巨资二十五万，往绍兴练兵谋独立之举，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谓仆得增韫款二十万及绍兴谋独立，其视仆不亦左乎！”

苏沪光复后，革命党人的急务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 12月2日，南京攻克，但陶成章的“练兵”计划并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间有讥评”，自然容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于蜗角间。”正是看到了这一危险。

12月15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回国之前，马君武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题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其中谈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又称：“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这里所指，当即陶成章。批评虽然是不点名的，但见之于公开报刊，可见其尖锐程度。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沪已大不利，于是，避居客利旅馆。后又迁居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等处。 12月29日，同盟会会员欢迎并宴请孙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见王金发与褚辅成。王长期与陶不和。 30日，陶成章移居广慈医院，给夫人孙晓云写了张便条：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吾姊鉴。

未署“从弟东生”，未署真名。 1912年1 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报》发表

通告，中称：

当南京发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是陶成章耍的一个手法，他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故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希望藉此保身免祸。

在孙中山回国前夕，《民立报》曾大肆宣传孙中山将携带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国。及至孙中山抵沪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部分成员发生误会，以为《民立报》的宣传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1 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孙中山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双方都不大痛快的时候，又发生了浙江都督继任人选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是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却没有因这一片呼声而忘记自身的处境，于1 月12日发表通电，推荐属同盟会系统的蒋尊簋

继任浙督，意在向陈其美等人表示，自己无意于争权。但是，陶成章的这一意图却未被他的旧属理解，沈荣卿等致电陶成章，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要求陶早日回浙，筹备一切，不能“一再退让”。

同日，沪军标统蒋介石向光复会系统的张伟文、曹锡爵表示，与陶成章本无意见，想见陶当面言明，庶免误会。当即决定下午2时在光复会机关一晤。在蒋陶二人见面的时候，“融洽异常”，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地址，陶即书一条相告。当夜12时，有人持函到广慈医院，声称是通过蒋介石转交的杭州快信，署名临时协会， 13日，陶成章将该函出示张伟文，张伟文认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无临时协会，对此表示怀疑。次日凌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

关于刺陶案的凶手，当时人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前几年，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底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

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诋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 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 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苏，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 1907年，徐锡麟依靠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东京等地“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来□（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己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容，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这一段文字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明显地不实。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围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竟作烟云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舆论哗然。1 月1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批评说：“弹丸匕

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地。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龃龉，亦借此以泄忿，甚惧乱之无涯矣。” 19 日，再次发表时评说：“恃拳铳之威而强人以从我，否则必杀之，拳铳之专制。执拳铳者，尝愿革专制而希共和者也。”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沈剑侯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竟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毕，即将手枪扔到桌上。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在舆论的强烈批判下，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东游”，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雇人杀死。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

陶成章何许人？陶成章，号焕卿，浙江绍兴人，光复会开山元老兼该会沪上领袖。光复会是东南一带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团体，成立尚早于同盟会，秋瑾、徐锡麟等先烈，蔡元培、章太炎等贤达，皆出自该组织。1911年11月3日光复上海之役，也颇赖光复会出力，当时同盟会在沪首脑陈其美率先举事但进展不利，若无光复会相助，他非但绝难成功，可能还有杀身之虞。结果后来手腕娴熟的陈其美反而当上沪军都督，而稍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中央，陈其美竟有得沪望浙之念，更让陶成章深感不忿。

本来光复会的誓词中有“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之句，但一来当时还不能算“功成”，二来在持身严谨的陶成章看来，有道德瑕疵的陈其美若上位，不啻为劣币驱逐良币。于是陶利用光复会在浙江及南洋的人力财力资源，在上海设立

光复军司令部募兵筹饷，俨然有分庭抗礼之势，同时光复会也为他造势，一时浙江各界推戴陶成章任都督呼声甚高。

可惜陶成章在浙虽有人望，但身居上海，黑白两道处处皆是陈其美的势力，二人素来不睦，陈其美更因陶成章望重江南，深以为忌，暗露杀机。陶成章也觉出了危险，他一面发公开信明言自己无意浙督，以缓解陈其美的猜忌，一面离开住所四处避居，于1911年12月30日，搬进了广慈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