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

内容简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峻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接着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该书中文版马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国务院进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担纲翻译。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如此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差不多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接着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皮克迪在书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

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差不多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峻。在能够观看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尽管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然而贫富差距变得特别大。

促进增长并不是皮克迪所关注的，他没把它视为经济事件，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假如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幸免地变穷。他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缘故。而以下备选却很少提及—例如，最大化社会总体财富，或是增强经济自由，亦或是查找最有可能的机会平等，又或按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观点，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

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但皮克迪也指出，他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操纵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那个系统崩溃，也可不能情愿让步。

作者简介

1971年出生的皮凯蒂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就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确实是以财富分配为题。此后皮凯蒂一直研究财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2年他获得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托付只有34岁的皮凯蒂创建巴黎经济学院，以求能与伦敦经济学院媲美，2006年皮凯蒂作为创始人出任首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用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18年皮凯蒂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

社会评价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那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另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评论也直截了当给出标题“托马斯·皮克迪是对的！”而同时，美国保守派那么大惊失色，拼命反驳和批判。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慨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经济学人》杂志前副主编克里夫克鲁克也对书中预测的以后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指出，这本书大受欢迎之处在于，它指出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同时呼吁向全球富人收税，以此作为改善现状的方案。

同样，这本书在中国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说：“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因此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风起于青萍之末。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作者基于自己的两大发明，即，【一】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过去30多年来在大幅上升；【二】财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个推

论：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直截了当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高额征税这一极端措施。该研究提出的课题意义重大，但其除了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不足外，还存在两大局限性。其一是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明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缘故，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其二，皮克提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这带来了相当的误导，其政策建议更显简单粗暴。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一本主题严肃的图书差不多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DasKapital)相呼应。该书意在回归马克思和亚当·斯密(AdamSmith)等前辈写过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范畴。它尽力去理解西方社会以及支撑它的经济规律。在那个过程中，皮克提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进展”的观点，向民主政府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了挑战——教皇弗朗西斯(PopeFrancis)和奥巴马总统最近也都对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

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位列全球前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那么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财经专栏作家叶檀认为，随着经济的放缓，收入差距的加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面临财富缩水，重回贫困阶层。同时，收入分配改革现在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因为制度公平是人民的幸福之源，也是社会稳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全然。《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

原文赏析

收入不平等成焦点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然而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存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进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能够汲取怎么样的经验呢？[8]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往常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妨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妨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马上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操纵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那么那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要紧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特别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妨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进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关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依照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不管是从逻辑上依旧政治上来说，一

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幸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方法预测以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进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那么”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特别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表达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关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那么”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峻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能够用世界要紧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假如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7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7～2050年或2017～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幸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能够确信的是，原那么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能够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假如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假如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那么的要紧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确实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那么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差不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进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特别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依照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说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特别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看，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特别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假如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那个轨迹将会向何处进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不管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进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假如通过半个世纪的工业进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依旧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确实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进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大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明白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确实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闻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进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幸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那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那么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那么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要紧结论能够被称为“无限积存原那么”，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存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确实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如此将遏制资本积存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

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依旧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存原那么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关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妨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能够确信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进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进展情况类似。然而这一进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那么更甚。此外，随着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看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关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定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治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依旧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儿寻求庇护。假如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像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同时很难明白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

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中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全然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差不多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假如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积存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盼望识别动身生作用的机制并对以后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8]

“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美国当下要紧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它们可能在以后的那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假如是这种情况，以后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往常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晰只是了。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阴暗角色伏脱冷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伏脱冷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结论特别清晰：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

他依旧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盼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能够染指100万法郎的遗产。他能够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10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成功靠工作依旧吃遗产？

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确实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如此的条件，什么原因还去工作？做事什么原因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什么原因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猎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特别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那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依旧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尽管如此，民主现代性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盼望向那个方向进展。

事实上，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同时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多数人依旧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

以来，世界差不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怀两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差不多完全转变？假如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什么原因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差不多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差不多形态。收入一直能够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基本上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那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峻，资本所有者全然没有必要工作，那么那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今后是如何呢？

现实劳动收入差距严峻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柔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妨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相似。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依旧靠婚姻。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基本上如此，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完全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10%还少拿1/3。假如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接着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假如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那么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假如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妨碍也是相当大的。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妨碍也很大。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

不是4000欧元的人，可不能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妨碍：例如，那个人能够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假如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赚9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能够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特别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特别重要。

资本收入拉大贫富差距

尽管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视为温柔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基本上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依旧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能够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

和商业资产。

假如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他财富相比就特别少了。

具体而言，在如此一个社会，最贫穷的半数人口一般基本上庞大的数目(一般占总人口的1/4)，他们全然没有什么财富，或者顶多几千欧元。实际上，有些人仅拥有负的净财富(他们的债务超过资产)。其他人拥有少量财富，约6万到7万欧元，也许还多一点。这些情况，包括存在大量绝对财富接近于零的人员，导致最贫穷的半数人口平均财富约为2万欧元。

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只是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躲避的现实是：财富特别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

总收入不平等或更极端

最后，让我们转向总收入不平等问题，即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不出意料，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非资本收入不平等，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

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现在那么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及美好时代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想象出财富集中度更大的社会吗？可能可不能。例如，假如最上层10%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如此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严峻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

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断言最上层10%永久可不能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这种象征性门槛一旦越过，一国经济就会崩溃。实际上，现有历史数据还不够完善，这一象征性极限已被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旧制度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最上层10%可能差不多占有国民收入的50%，甚至60%还多。其他传统农业社会也可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假如劳动收入不平等接着像现在几十年一样渐增，那么美国预计在2030年就可能创下新纪录。最上层10%那时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而最底层半数人口只拿到区区15%。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这确实是什么原因分析不平等的结构特别重要。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分配达到特别不平等(最上层占有约50%，最上层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种方式是“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在一个社会中，继承财富特别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那么，总收入层级由特别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这是我们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国总体上差异很小。我们需要弄清，这种所有权结构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只属于过去(所以除非它们也与以后相关)。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新。这要紧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特别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能够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然而收入层级顶端是特别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实际上，我们发明这两种逻辑在每个社会都起作用。

收入不平等导致金融危机折叠

美国收入不平等迅猛扩大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克鲁格曼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

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如此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关于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做出几点说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数据，只考虑了在所得税表格中的申报收入，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资本收入低估进行矫正。通过对多种可得的资料的比较分析，能够可能，在2017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

其次，还要注意，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资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

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能够确信的是，资本利得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资本利得一项就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额增添了5个百分点，这一数额是巨大的。之前的纪录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盘的前夕，那时也只是是3个百分点而已，但这种水平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假如我们简单忽略掉资本利得〔鉴于这种类型的收入在美国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中意的方法〕，仍会发明最富10%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量很大，上世纪70年代为32%左右，2017年上升到超过46%，增加了14个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到2000～2017年间为2%～3%。因此结构性上涨在1个百分点左右：并非一点不重要，但与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的14个百分点相比，这真的不算什么。

通过考察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识别美国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7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不含资本利得〕的上涨表现得相对稳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纪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达到40%，到世纪之交达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6%，所以这剔除了资本利得收入〕差不多明显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7～2018年的早期数据显示，这种增长仍在接着。

短期波动未改变长期趋势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说明，不能盼望如此的金融危机本身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能够确信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截了当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2017～2017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获利已风光不再。这些年份的资本利得真的下降了。然而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因此必须阐明这些因素的逻辑机制。

进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将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组：最富有的1%，紧接着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长的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7年的大约20%〔资本利得的波动使得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增加了11个百分点。能够确信的是，底部的“5%”群组〔2017年家庭收入介于10.8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以及“4%”群组〔收入介于15万美元至35.2万美元〕也经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1个百分点〕，而后者从13%升至16%〔3个百分点〕。很明显，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这些社会群组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也确实是高收入组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它准确而恰当地给才能和功绩以物质回报。这种反应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但事实是位于他们之上的社会群组更厉害：国民收入增长的15%归于10%的人；其中的约11%，或者说近3/4属于那“1%”群组〔2017年收入超过35.2万美元〕；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群组〔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正如我刚刚展示的，金融危机本身大概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妨碍。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17年的金融危机呢？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上个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17年危机前夕〕，考虑到这些特征，上述疑问很难幸免。

美内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缘故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

这必定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利息收入，进而就大方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的10%人口。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明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的1%人口就独自占据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关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那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很明显，假如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伴随着异常强劲的美国经济，情况将大不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与过往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这导致中下收入阶层的实质停滞。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大约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5%〕大约是美国本世纪头10年贸易逆差规模〔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4%〕的四倍。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这一巨额贸易逆差〔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顺差〕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使得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进而导致了2017年危机的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要明白的是，美国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究许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归咎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论，假如认为2017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缘故或要紧缘故，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

来，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缘故是资本/收入比率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大幅增长。

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折叠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别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9世纪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的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年间，继承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比例又持续回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在整个20世纪有较大的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7年间又恢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

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从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差不多结束。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假设干个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逝，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有财富几乎基本上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差不多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70后”“80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关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妨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妨碍。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然而现实情况的进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旧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大概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假如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幸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旧可不能有多大变化或至少可不能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关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可不能像人们有时想所以认为的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

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进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二战之后财富复兴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如此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确实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80岁群体的财富是50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50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80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40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80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50岁群体。只只是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亮对比，当时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事实上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

了迅速下降。假如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依旧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逝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存财富，因此在50年代，当他到了40多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70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定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真的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这也能够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具体而言，这也能够解释什么原因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如此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确实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存以及资本/收入比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差不多成为历史：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50岁群体。80岁年龄段的转机那么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7年时，80岁年龄段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假如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7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差不多与1900～

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50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只是现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值变高。

遗产继承依旧重要

鉴于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自然有人会问，这种快速增长是否会接着下去。

21世纪的遗产继承状况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历史证明这些因素往往会有规模宏大但难以预测的变化。不难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设中，结局也会不同：比如说人口或经济增长的明显加速(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或针对私人财富和遗产的公共政策有了显著调整(这种情况倒是很有可能发生)。

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2017～2100年间的储蓄行为应该与过去相差不大。尽管个人行为千差万别，但我们发明储蓄率与收入和初始财富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储蓄行为差别却不大：笼统来说，不管年龄如何，人们的储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财富生命周期理论，年长者会在最后的岁月大量消耗储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大概并未发生，不管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缘故之一确实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动机(没有人盼望在去世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其他缘故还包括纯粹的储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财富不仅意味着特权和实力，也能让人安心。财富的高度集中(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总是能占有全部财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龄段内也是如此)是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关键。自1950～1960年以来财富分布又重新出现集中的趋势，这可解释年长者消耗储蓄行为的缺失(大部分的财富都属于那些不用售卖资产也能够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遗产的状况得以接着，而新的均衡也得以传承，由此，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贫富流动就变得有限。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存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值在1950～197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从直觉上判断，当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存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假如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回报率的速度增长。那个简单但重要的过程充分揭示了比值的变动以及年度遗产继承额。

暂不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精准的模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模拟也可用来推断以后。从理论上看，在存在大量储蓄行为情况下，假如增长率低于资本回报率，那么值的增加能够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终m的结果是不受平均寿命妨碍的，完全是由代际年龄差决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结果确实是，假如增长率是1%，那么跟零增长率也没有大的区别：因为不管如何，认为老龄化人口会将储蓄花完然后导致遗产财富消亡的这种想所以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老龄化社会中，遗产继承者在继承时的平均年龄会延长，但其继承的财富量却在增加(至少关于那些有所继承的人而言)，因此遗产继承对财富的重要性依旧保持。

主权基金暴露西方财富的寡头垄断折叠

主权财富基金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进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和回报情况的公开数据并不充分。

投资策略隐含政治考量

假如我们看看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基金，那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不高。其财务报告往往言之不详，而投资回报状况充其量也就简略提几句，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去完全了解其投资策略，各年度之间的数据也往往不可比较。掌管着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治理局公布的报告中称，1990～2017年间其基金的年均真实回报率高于7%，而在1980～2017年间为8%。考虑到美国高校基金会的投资业绩，如此的数字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由于该机构没有提供详细的年度信息，因此也很难对其做出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主权财富基金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或许与这些基金对待公众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全球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有关。阿联酋经常称其基金获得了高额回报，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十分低调，尽管其规模在石油出口国中仅次于阿联酋和挪威而高于科威特、卡塔尔和俄罗斯。波斯湾沿岸的产油小国往往国民数量稀少，因此其主权财富基金报告的潜在阅读对象是国际金融投资界。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报告那么更加沉稳并提供了从石油储量到国际收支和政府预算的情况，显然如此的报告是要给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全体公民看的，沙特在2017年的人口总量是2000万人，尽管与中东地区大国相比不算太多，但却要远远多于那些袖珍的海湾国家。这还不是唯一差别：沙特基金的投资大概更加保守。据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可不能超过2%～3%，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美国国债。沙特的财务报告中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让外界推断其投资组合变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却要比阿联酋详细许多，而且在某些要点方面，这些报告中的数据大概是正确的。

那么什么原因明明能够在别处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却选择美国国债作为要紧投资对象？这尤其值得发问，因为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从几十年前就开始慢慢停止投资于美国的国债，而选择在全球范围搜寻更好的投资机会，大量投资于对冲基金、非上市企业股权以及基于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品。诚然，美国国债是动荡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资港湾，或许沙特阿拉伯的公众关于另类投资毫无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选择背后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尽管这从来没有公开说破，但假如沙特阿拉伯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为其提

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提供低息贷款，这在逻辑上大概也并无不通之处。据我所知，无人试图对如此的“投资”计算其具体回报，但无疑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假如美国和其西方盟友没有在1991年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那么接下来伊拉克就可能会威胁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那么就有可能让伊朗等其他国家也跳出来参与本地区石油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此，全球资本分布就会赶忙变成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争衡。[12]

主权财富基金不断膨胀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依照现在粗略估测，2018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是5.3万亿美元，其中3.2万亿美元属于石油出口国，其余的2.1万亿美元那么属于非石油出口国和地区(要紧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权财富基金等)。为方便理解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这与《福布斯》财富榜上所有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相当(2018年约为5.4万亿美元)。换言之，亿万富豪现在拥有全世界财富总额的1.5%，主权财富基金也拥有全球财富的1.5%。或许这是值得庆幸的消息，至少到现在还有97%的全球财富不被超级富豪和主权财富基金所掌控。按照我对亿万富翁以后财富的推算方法，同样大伙也可推算主权财富基金的以后变化。按现有的推算，这两者还不至于很快就成为世界财富的主宰，在21世纪下半叶，其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也就在10%～20%，因此我们大概还不用担心按月给卡塔尔酋长(或挪威纳税人)支付租金的日子。但假如我们完全忽略，那就会犯下严峻错误。首先，我们没有理由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和孙辈可能会被迫交租金。其次，由于全球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动的，因此主权财富基金所拥有的流动资本实际上要比数字所显示的高，这些是能够用来收购破产公司、买下足球俱乐部或在政府无力时出面重振某衰落社区的“活”资金。

最后一点，主权财富基金与亿万富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会将投资所得用于再投资，而且还会同意来自石油销售的源源不

断的资金投入。能够料想的是，来自石油销售的投入会远远超过现有资产的投资回报。来自自然资源开采的租金，即自然资源销售所得与开发成本之间的差额，自21世纪头10年中开始约占全球GDP的5%(其中半数基本上石油租金，而其余的那么要紧来自天然气、煤炭、矿藏和木材)，这比20世纪最后10年的2%以及70年代初期的1%有了明显提升。依照某些预测模型的测算，石油价格将从现在100美元一桶(21世纪初约为25美元一桶)上涨到2020～2030年的200美元一桶。假如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石油资源租金流入主权财富基金，那么到2030～2040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将占全球资本总额的10%～20%甚至更高。现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说这种情况可不能发生。一切都取决于供求状况，即新的石油储备或其他新能源是否被发明，以及人们对无石油生活的适应速度。不管如何，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必定会接着增长，其在全球资产中的比重到2030～2040年时将比现现在的比重高出至少两三倍，这是相当规模的增长。

假如如此的局面发生，那么西方国家会越来越难同意如此的观点，即本国资产越来越被来自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迟早这会引发政治上的应对措施，例如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对房地产以及实业和金融资产的购买，甚至部分或全部将主权财富基金挡在门外。如此的应对措施在政治上缺乏谋略，也在经济上缺乏效用，但这怎么说是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哪怕是小国政府也完全能够如此做。请注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国本身也开始减少对外投资，盼望把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因此石油出口国正在大兴土木建筑博物馆、高级酒店、大学甚至滑雪场，这些建设项目规模如此之大，完全不考虑经济或财务上的合理性。或许这种行为反映了如此的意识，即与其投资国外而让外国政府今后没收资产，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现在并无保证说如此的过程会始终维持和平方式：当涉及本国的资产被他国拥有时，没有人能预知公众的心理和政治底线到底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