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五代时是钱氏吴越国的首府;南宋建都于此历时148年;明、清至今,杭州一直为浙江省会.在地理上,杭州位于浙江北部,南接绍兴,北连湖州、嘉兴,处于江浙吴语区的中心地带.但是今天杭州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显得比较特殊,带着浓厚的官话色彩,有人干脆将其称为半官话区.语言不可能是孤立的,它的现象及演变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针对杭州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各种对比研究。
关键词：杭州方言；普通话；语言；研究
一、引 言
杭州方言作为浙江省的一大基础性方言，在语音、词汇及语法等方面颇有特色。本篇文章主要针对杭州方言的由来、特点、规律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与此同时，将杭州方言与普通话做了基本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杭州方言的词汇特点。此外，本文还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对杭州方言和普通话做了定性分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方言
普通话与方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汉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给人民交往带来不便，因此需要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虽然，汉民族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语，但是许多方言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山高水长，交通阻隔，方言比较复杂。语言学家根据方言的不同特征，划分了七大（八大、十大）方言区：（1）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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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在各方言中，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占人口总和的 73%。 （2）吴方言 ：沪、苏长江以南、浙，以苏州话为代表，占总人口的 7.2%。
杭州话是吴语的一种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具有吴语的一般特征，但受官话的影响很大，其人称代词、名词等中的官话成分相当大，成为吴语中的“异类”。杭州话主要分布在杭州市区和杭州近郊，不包括杭州远郊以及新近并入的萧山、余杭、滨江三区。保守估计，中国以杭州话为母语的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
杭州话使用的范围不大，大致东至余杭下沙，南到钱塘江边，西自五云山、转塘至留下附近，北经拱宸桥至余杭三墩，东北经笕桥至余杭乔司之间。在这个范围之内，约有一百万人说杭州话。杭州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之一，杭州话却是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之一。
关于当今杭州话区别于一般吴语的原因，以南宋迁都为代表的几次北方移民涌入是学术界早有的定论，在永嘉之乱南宋迁都和八旗南驻三次语言融合中一般认为南宋迁都奠定了今天杭州话的基本构架，对于杭州话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有一些最新的语言学研究对此提出异议，但到目前为止，南宋迁都造就杭州话依然是学术界的共识。
徐静茜在《杭州方言的社会变体及双语现象》中对杭州方言(地方方言)内部的两个支派、分化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朱海滨在《浙江方言分布的历史人文背景——兼论语言底层与南方方言区的形成》一文中，主要针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存在形式做了一个对比研究，并且表明方言就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形式,方言的分布与地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一地总有一地相应的方言,方言就是该地独特地域文化的显性体现；
（二）普通话
普通话是在现代确定的语言。它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在现代确定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普通话的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中国各地区间的共同语。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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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称呼与定义因地而异。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地区称为“国语”，而相对于非汉语的语言又常被称为“中文”或“华语”。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但并不是把普通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普通话，更不是最早的北京地方话。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就词汇标准来看，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普通话和北方方言很相近，内部一致性较强，北方话又称官话，具体可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等，是中国各方言中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它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五四时期以来的部分北方话白话书面著作，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北方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北方话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二、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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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其实是中国北部方言，因为北部大部分地区发音等等基本差不多，所以国家讲其定为普通话，南部方言没有多大规矩，可以分为若干个语系，比如杭州这里统称为吴越，包括浙江近全部地区，江苏南部地区。江苏北部地区为淮扬语系，就是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而吴越虽然只集中在江浙一代，但是发音却千差万别，南部的温州音实在听不懂。北面杭州，好懂多了，但是但外人看来，听懂已属不易。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因此我赞同“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的说法，也可以认为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分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普通话普及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就像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两者不能舍其一。虽然方言的萎缩是推广普通话的客观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为方言留下一方生存的空间。普通话可以作为工作语言，公众语言；而方言可以用于家庭生活和民间艺术。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有些人能掌握多种语言，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同时掌握普通话和方言。
方言与普通话在语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是区分二者的基本方法。劲松在《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从同异两个方面谈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在汉语中，字调和语调具有共同的本质，即都是使用音高及其变化的手段起辨别意义的作用。在北京话中，它们又属于不同的系统，在形式上它们各有不同的调阈；在结构上字调与每个音节和语素联系在一起，而语调只出现在特定位置的音节上；在意义上，字调表示词汇意义，而语调则表示语法和情感意义。”（劲松 1992：113-114）
沈炯先生在《汉语语调模型刍议》中指出：“汉语是声调语言，语调和声调是共存在一起的。这种共存是音高之间同种超音段成分的共时结合。”（沈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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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6）在时间上，声调和语调作为音高是共时的结合，但是沈先生进而又明确地谈到：“声调和连读变调跟语调不是一个平面里的现象，不发生直接的条件变化。”
结 语
杭州方言与普通话各具特色，一个代表着杭州地域特色，另一个代表着国家母语，在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秉承客观规律，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而对它们做好详细的研究和对比，这也是我们所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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