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巩的生平是什么
王巩生平：。所处时代：宋代。出生地：莘县。去世时间：1117年左右。主要作品：《题管圣浩蒲川归隐》《挽苏黄门子由》《齐山僧舍·竹密通幽境》《挽苏黄门·已矣东门路》《挽苏黄门·静者宜膺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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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巩的诗词 点此查看王巩的详细内容
《题管圣浩蒲川归隐》、《挽苏黄门子由》、《挽苏黄门·已矣东门路》、《齐山僧舍·竹密通幽境》、《挽苏黄门·静者宜膺寿》。
二、乌台诗案
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欲结千年实，先摧二月花。故教穷到骨，要使寿无涯。久已逃天网，何而服日华。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很难过。苏轼还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苏轼劝王巩不要灰心，并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远在岭南宾州的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苏东坡还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王巩与苏轼的书信更多的是交流诗词书法绘画心得。苏轼说：“（定国）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志与得道行者无异。”一次，王巩寄书苏轼，苏轼看后直感叹道，“定国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穷困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两名落拓名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桂林太守几时行，泛汴桃花浪已腾。目极云阴低远树，夜寒风急乱春灯。有研究说，这首脍炙人口的《寄桂州张谏议和永叔》就是王巩在宾州的作品。事实上，王巩居宾州而不为贬谪萦心，却“更刻苦读诸经，颇立训传以示意”（《王定国文集叙》），他写下《论语注》十卷，秦观还特地为之作序。可惜的是，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宾州志》，对王巩谪官南疆宾州有简单的记录，却独不见王巩的诗作。笔者费力颇多，也找不到更多王巩在宾州的作品，真可谓诗踪迷茫，遗憾啊。
三、王巩之恋
王巩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曰柔奴者最是眉清目秀、蕙质兰心。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宾州的僻远、路途的艰辛柔奴并非不知，但忠诚的她毅然与王巩一同踏上了前往宾州的道路。从1079年12月到1083年10月，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王巩在宾州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后来，王巩奉旨北归，得以宴请苏轼。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不由疑惑：“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在逆境中，王巩精神不倒，技艺大进，著述不绝，“尤为坡所折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免于沉沦？王巩笑了笑，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只见窈窕的柔奴轻抱琵琶，慢启朱唇，轻送歌声。苏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觉得她的歌声更为甜美，容颜也更红润，看来宾州的水土真是养人啊！王巩告诉苏轼，这几年来多亏柔奴陪伴他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寂寞艰苦的岁月。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则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对柔奴大为赞赏，立刻填词《定风波》一阕：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编者按：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柔奴首创，白居易有诗云：“无论海角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却足见柔奴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此曲传开后，“点酥娘”柔奴在京城的名声大噪！王巩与柔奴的宾州之恋也流传开来，成了坚贞爱情的古典诠释。《古今情海》就将王巩的此次官宦沉浮及其与宇文柔奴的爱情载记下来，流传后世……宇文柔奴不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音律歌舞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而且她医术高明，同情社会底层弱者，亲自上山采药，以其一身医道救治岭南百姓，被誉为“神医”。
四、王巩子女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王巩先祖的一生，包括生平、仕宦、事迹、性格、妻室、子女、功德等等。经本人认真地详细地查资料、阅史册、考宗谱，据多方摘录史册资料、推算历代纪年、反复论证、探研；从整个历史观点、年龄时间段于以分析和考究。一、从王巩的生平与仕宦述评王巩，字定国，号介庵，自号清虚居士，王旦之孙，王素第四子。他的生卒年，据（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王定国素为冯当世（京）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宗，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这是说王巩与神宗俱生于戊子年，此年为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其卒年，据（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记载：“卒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则其享年应为七十岁。历宦通判扬州，可权知宿州，仕右朝奉郎、后宦止宗正寺丞。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王巩年轻时，“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上书言事，多切时病。特为大臣吴充、冯京所器重。王巩入仕，是靠恩荫，补为校书郎。累官大理评事，迁太常博士。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坐见徐革言涉不顺而不告，追两官勒停。不久，又复为秘书省正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坐借赵居兵书，追两官勒停。熙宁十年，筑清虚堂于其居室之西。据（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四载，苏辙为之作《王氏清虚堂记》。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叙复太常博士。但不久，又“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当时王巩的官职还是“秘书省正字”，因御史舒宣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朗同货赂，密与宴游”。据（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一○记载；“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还牵连了一批人。、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由司马光推荐，擢力宗正丞。十月二十五日，他上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祢皇伯、皇叔。言者摭其疏，指为离间宗室，除扬州通判”。据（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八记载，苏辙为作《制词》云：具官莱，亦故相之子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注”云：王巩于是年十一月十六日“通判西京”，那么，王巩为扬州通判，应在任西京（今河南洛阳）通判之后。拟或有西京之命而未赴任，又改任扬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四载: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二十六日，“前通判扬州王巩知海州（今江苏淮安）”。同年六月八日，又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诏王巩罢知密州，送吏部”。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载：元祐五年（1090年），“起判登闻鼓院”，又为御史朱光庭所攻，“诏巩别与差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四载：元祐六年正月，“右承议郎王巩用苏辙、谢景温荐，除知宿州（今安徽宿县）”。制词为刘敏所作，词云：有地千里而长百吏，发政施令，良民足以驯养，猾吏足使畏服，有志之士，知其可以有为，莫不愿之矣。以某等通敏用务，付之专城之寄，符离、吴兴又东南之奥壤也，思所建置，以副休命。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但这次任命，王巩依然没有做长，到六月八日，“巩罢宿州”，“十月六日，巩责”。这次罢职仍然是因为被人攻击，只好依旧管勾太平观。“改朝奉郎，管勾鸿庆官”哲宗绍圣初（1094年），谪签书荣州（今四川荣县）判官厅公事。绍圣中，王巩在蕲州（今湖北蕲春），至于是何官职，则不可知。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因经常上书议论朝政，“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一直到元符三年才归来。徽宗建中靖国（1101年）’，王巩“复朝散郎”，用为河南通判。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王巩被“送吏部，与合入差遣”。秋，“按事永安县”。九月己亥（十七日），朝廷大兴党祸，（元）脱脱《宋史》卷一九《徽宗纪》记载：“籍元裙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在“余官”中，就有王巩。在“侍从”中，有王巩的从侄王古。此后，王巩的事迹据（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云：“党籍兴，再贬广西。大观中，例还，遂致仕。晚年徙居高邮（今江苏高邮）。”看来，王巩最后应是终老于此的。马永卿《元城（刘安世）语录》云：“王巩定国多识前言，往乃服林灵素丹药，暴得疾苦。”据（清）黄宗羲、金祖望《宋元学案》卷九九《宗丞王先生巩》记载：“王定国多识前言往行，乃服林灵素丹药，得疾焚死”，不知如何改变。但王巩得享高年，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二、从王巩的一生事迹述评王巩一生虽然丰富多彩，据（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记载:被称为“文采风流为一时所宗”，但在仕途上却始终磕磕绊绊。（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评其：“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对王巩评价分歧最大的是他在扬州判官任上。刘挚曾经就王巩的事论说：“通判扬州，在任皎皎当事，府赖以治，更谢景温、王安礼二守皆相欢喜。”史称“在官无过”，但安鼎、姚动在王巩知宿州时，却论列王巩“在扬州日，交通州吏马守珍，逾违公事”。为此，他在宿州的差使也没有能干多久。这些人攻击他的另一借口是他在扬州有“少年之过”。刘挚这样说，苏辙也说：“（王）巩之所长，人所难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是何“少年之过”？诸人未明言，朱光庭曾云：王巩“顷为扬州通判，以私用刑而得罪去”，似乎是王巩少年使气任性，耍公子哥儿的脾气吧。王巩善应对，绍圣初，陈次升曾“累章劾章惇”，哲宗对章惇宠替不衰，故奏章都被留中。（元）脱脱《宋史》卷三四六《陈次升传》说：“章惇文字勿令绝。”陈次升向王巩请教，“巩日：‘君胡不云：谏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则耳目为之传达；既知之，何以耳目为？，居数日，复入见，帝申前旨，乃以巩语对。帝日：‘然'顾未有代之者尔。’讫不克去”。王巩喜上书，议论朝政，在当时也很有名，虽曾为此屡次吃大亏，但赋性不改。早年“上书言事，多切时病”。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载：从宾州归来后，“言事如故”。据（元）脱脱《宋史》卷二九七《孔宗翰传》记载：哲宗初立，高太后主政，求取直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这次上书，为王巩带来了好运，从此为司马光所知，并且，“缘此得减二年磨勘，仍擢为宗正寺丞”。司马光曾对苏轼称王巩“忠义”，并“亲书与巩简帖，与巩往复议论政事”。司马光还曾对另一大臣李清臣，“称巩之贤”。王巩后因上书论宗室事，被斥贬。到哲元符元年，朝廷甚至来了个算总帐，“坐元祐中及元丰末累上书议论朝政，欲尽变先朝法度，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可以说，上书论政带给他的多是灾祸。王巩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特改王巩知密州。其余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亦都喜 与王巩交游。但，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说他是“孺子”；除知宿州，为安鼎、姚勐所弹；受苏轼牵连贬宾州，也是有人看不惯他；为宗正丞，被指离间宗室；判登闻鼓院，被朱光庭执奏“未协公议”，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记载：“王巩定国为太常博士，常从术士作轨革，画一堂庑，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补外”。直到最后算总帐，被“除名勒停”，可谓毁誉不一，荣辱不等。三、从王巩的人品性格述评王巩平生最让人称道的事有两件，反映了王巩的胸襟气度和洒脱不羁的名士性格。第一件事颇能反映王巩名士风流的一面。王巩与苏轼兄弟相识时，风华正茂，诗作的好，书法也很有造诣，故苏轼特别赏识他。南宋罗大经云：“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亦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王巩的诗为苏轼所激赏，张邦基也曾作过记述：“王定国持诗与东坡，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魏道辅（泰）见而笑日：‘定国亦难作交代，只是且权摄耳。’”（元）脱脱《宋史》卷三二○《王素传》附。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知徐州。王巩时年三十岁，第二年秋季到徐州访苏轼，过了十几天饮酒赋诗、快乐似神仙的日子。“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日：‘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这件事宋人广为流传，成为文人雅集的典范。第二件事是因受苏轼牵连，被贬监宾州盐酒税。据（元）脱脱《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记载：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知湖州。言官何正臣、舒壹、李定等摭拾诗文表章中语，弹劾苏轼攻击新法、谤讪朝廷。这其实是朝廷内部党派的斗争，苏轼只是反对派藉以发难的借口。御史台派人到湖州逮捕苏轼，“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因高太后救解而神宗也爱重其才，到十二月庚申（二十八日），才释放出狱，（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苏轼被贬，牵连了许多人，其中王巩被贬监宾州盐酒税。这次贬谪，对王巩而言，遭遇堪悲，“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 但在广南生下了王皋。他仍然心胸坦荡，“安患难不戚于怀”。许多朋友对此赞叹不已，包括苏东坡，也十分感慨。王巩奉调回江西后，首先就是把在岭外作的诗歌数百首，寄给苏轼，让苏轼品题。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定国以余故得罪，……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洽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知人之浅也。”（宋）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二九《辨举王巩札子》说：“（王巩）顷者窜逐万里，偶获生还，而容貌如故，志气愈厉。”（宋）黄庭坚《山谷篥·内集》卷一六《王定国文集序》记载，黄庭坚在为王巩的文集作序时说：“定国富于春秋，崎岖岭海，去国万里，脱身生还，邂逅江滨，斗酒相劳苦，但以罪大责轻，未有以报君恩为言，郁然发于文藻，未尝私自怜，此其志未易为俗人道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九，刘挚说王巩“坐事，窜南荒三年，安患难，一不戚于怀。归来颜色和豫，气益刚实。此其过人甚远，不得谓无得于道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王定国赵德麟》记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钦服。”不仅王巩能如此，王巩歌儿宇文氏，也让苏轼大为叹赏：“王定国歌儿日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宋）苏轼《苏轼全集·词集》卷二。苏轼特为之作《定风波》词云：常羡人间琢玉。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件事，反映了王巩忧乐不戚于怀的宽广胸襟，这是他能在艰难困苦之中，不被压倒而得以生还的原因。王巩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中期熙丰变法前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党争也非常激烈。王巩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士大夫，不可能不关注这场变革，也不可能不在其中有所作为。从他来往的朋友和王安石对他的态度看，王巩是不赞成变法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兄弟的政治主张是相同的，这是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也因此而博得司马光的赞赏。他的正直的品行与操守，使他的宦途壳满了坎坷。熙丰年间，他同情旧党而受牵连；元祐，他又置身于朔、洛、蜀党争之间而无法自拔，最终因与蜀党之友谊而饱受艰辛流放之苦。苏轼说“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称其贤，寄以“复兴大任，对王巩而言，这是最好的赞扬了。四、对王巩妻室及其子女的考究王巩。（1048—1117年）王旦之孙，素公之四子，字定国，号介庵，自号清虚居士。巩历宦通判扬州，可权知宿州，右朝奉郎，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后宦止宗正寺丞。其生年，据（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王巩与宋神宗同生于庆历八年（1048戊子年），其卒年，据《王氏通谱》记载：为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岁。据《宋史》懿敏公列传、（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三槐王氏通谱》记载：巩生六子一女，奇、时、由、皋。巩娶副氏生王奇；娶张氏（张方平之三女）生王时、王由；续妾生王皋；巩还有两子（名不祥），在贬谪监宾州盐酒税时“一子死于谪所，一子死于家”。一女适刘跂，据（元）脱脱《宋史》卷三四○《刘挚传》记载：“王巩婿刘跂，字斯立，东光人，元丰二年进士，官朝奉郎。其父刘挚，字莘老，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仕至宰相，是神宗、哲宗时期的名臣。王奇，（1068—1112年）副氏所生，出嗣王厚公为子，字守钧。据脱脱《宋史》记载：奇生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戊申年）十二月初八日，卒于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四十五岁。原配金氏，继娶曾氏，生二子，倓、作。长子王倓“字静夫。生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己巳三月初一日。举茂才，为太学博士、通判澶州，兼判西京勾院事。四迁至朝议大夫，赠紫金鱼袋。卒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己亥，年三十一。赠光禄少卿。配严氏，赠余姚县君；继边氏，封陈留郡君。子二，道、随”。二子虽皆生于北宋，然主要生活于南宋。（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云：“王道登政和二年（1112年）莫俦榜进士，除秘书郎，历龙图阁直学士，扈高宗南渡”云云。次子王作，“字仲连，宋尚书屯田员外郎”。王时，（1073—1127年）字叔永，号尚夫。生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癸丑正月初八日。元符中举茂才，谏议大夫任伯雨表请为宣教郎。卒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丁未七月十一日，年五十五。配宋氏生一子，颜；继配上官氏（龙图阁待制均之女）生三子，华、熙、然。见（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王颜，“字东辉，少颖悟，为宗正公所钟爱，不幸微疾早逝”。“公配傅氏，夫死守节，无子，养侄惇为嗣”；王华，“字邦辉，生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癸酉三月初三日。温恭尚义。屡以秀才荐举，为国子学录，流寓颍上”。 “配冯氏，子二，惇、性”；“继蔡氏，子二，度、志”。四子皆入南宋。且以惇继王颜，志继王然；王熙，“太常博士”。后南渡定居；王然，“字季辉。生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己卯闰九月初七日。明经贡，授迪功郎，历朝奉大夫”。后南渡。卒于孝宗时期。“配胡氏，赠硕人，无出，继兄华四子志为嗣。妾生一子，学之。”王志、王学之，生北宋末年，主要生活于南宋。王由，字季长，宋迪功郎，住湖北，配赵氏，生一子，谟。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记载：“都尉王诜为王定国画《烟江叠嶂图》，东坡作诗，所谓‘江上愁心千叠山’者。定国死，其子由以画货与高邮富人茅生，以献章献，或云禁中”。王皋（1081—1156年）行四四，字子高。官至殿帅府太尉、晋柱国太傅（从一品）.世居汴京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祖籍山东大名莘县。宋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祜之玄孙；魏国公、文正公之曾孙；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懿敏公王素之孙；太常博士、宗正丞、定国公王巩之第四子也。皋公生于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辛酉二月初二日，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丙子九月十七日，享年76岁，葬于江苏苏州益地乡。生子三：易、铎、胤。原配赵氏生易、铎，继娶邢氏生胤，惧累赠国夫人。伯易，字吾置，袭父爵，其子孙迁居太仓（昆山）之东沙，后散居于海虞、澄江、常熟一带，世称为三沙王氏东沙支始祖；仲铎，字吾伍，留居荻川，其子孙散居于泰州、兰陵一带，世守荻扁父业，世称为三沙王氏中沙支始祖；季胤，字吾曾，淡漠名利，性好游历，后分居无锡沙头白龙山下（位于南方泉、金鸡山、白龙山、凤凰山一带），世称为三沙王氏西沙始祖。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己酉三月，王皋祖携全家随从孟太后南渡，路过荻扁（苏州荻川、荻溪），见地滨湖，土肥地厚，遂把家小居姑苏荻川。皋祖南渡时，牢记曾祖王旦公关于“凡我子孙先代世系必六十年一修，百二十年再修”的教诲，将王氏家谱连同木刻版牃装了数车，一起南运。几天后因随驾至临安有功，太后闻其名，温语奖谕，礼赐有加，遂封殿帅府太尉，高宗皇帝赐宅于建康（南京）,一处宅所以示奖励。同年迁居南京应天府（即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尚书巷尚书里）。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两次护驾有功，赐晋柱国太傅。后因与时政不和，金屡侵犯，康王主和议，高宗听信议和派的主张，放弃北伐，决定与金议和并定都临安。皋祖后来见南宋朝廷腐败，收复中原无望，无力回天，慨然长叹曰：“西湖一洼水，何足济天下事，吾亦从此逝矣”。遂弃官隐居苏州阳城西之荻扁。高宗念其有功，多次诏令他还朝做官，他均以体弱多病推辞。正如太尉公碑记载：“六百年来，邱陇巍然，谱载长洲县下十七都三图床，字圩东，原子孙叙族守护诚阀阅所，仅见略叙，所由以见，笃生之不偶云。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世称为太原三槐三沙王氏南渡苏州始迁祖。”“政和初，叙录世荫，补修武郎，为修武校尉，迁武略将军。靖康末，造斥……拒叛贼张邦昌，屡遭困辱。后扈隆裕太后驾，从南行，累立大功，加辅国将军，拜殿帅，进太尉，予世职。忤权贵，遂致仕。隐居姑苏之荻扁，为无锡县三沙王氏之始。诏赠柱国太傅”。“配赵氏，继配邢氏，封汝南郡君。生三子，易、铎、胤。”五、对考究王巩到底有几个儿子质疑的见解对三槐王氏家族的重视，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朝是一个崇奉文教的社会，重文轻武，三槐王氏家族的光耀，正是这种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铸造出来的。王氏代有文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有不少士大夫为之写碑志或墓志，文人笔记中，也有不少篇幅，记叙三槐王氏家族的遗闻轶事。关于《中华王氏家谱研究通讯》总第42期，王元根先生发表的《三槐堂王巩有二十多个儿子吗?》一文，元根先生已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地调查和探研。在收集时发现当误的问题，本人在文中对有些已作了考证与分析，并加注了编者按，这种精神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我就元根先生的文章也进行深读、探讨和考证《史记》，综上所述。有关“三槐堂王巩到底有多少个儿子”的疑问？史册完全无载，主要见诸于各种《谱牒》。而民间口头相传多有舛误，或重名、重字名；或生卒相同，是否同人同名、或同人不同名；或父名相同，子名不同；或张冠李戴时有出现；承望不足征信。因而如何从史料的来源、可信程度上加以分析辨别，去讹存真，就成为王巩家族研究中需加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家族史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一班把它归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作为一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上，还是离不开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如考证、推理、演绎、归纳等。在研究历史问题上，有些历史只能是个迷，无法解开。所以说，历史是复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今天的人来探讨和考证历史，力求真实，也无法真实起来。当然，不是提倡有意去作假，也不应该作假；更不能抱有莫衷一是的态度。只有下功夫，去阅史书、寻谱牒、查资料。以《史记》来证明，力求真实，符合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靠大家互相理解，在时间上、理念上，相互认同，相信而成；统一起来，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就可以了，就是真实性了。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索，提出了一些粗浅之见解，以就教于识者。文中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宗亲长者、同仁志士、诚望不吝指正。注： 徽宗政和二年，始有“修武郎”之名，即原来的“内殿崇班”，却无“修武校尉”之名，只有昭武校尉或御武校尉。也无“武略将军”的名号，只有“武略大夫”。至于“辅国将军”，实际上是“辅国大将军”正二品，为武散官第二。“太尉”一职为政和新置，武阶之首。见《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